leewindy's blog

2011年7月31日凌晨零点五十八分，一艘载有十六人的小型游艇在莫斯科河上与一艘大型驳船相撞，小型游艇迅速沉没，事发当时艇上仅有一人自行游泳到岸边获救，之后救援人员又先后救上六人，而艇上其余九人则全部遇难。

 

知道这个消息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在出发前看了一眼新闻，文章中说，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表示，遇难的九人中其中有七人的尸体已经找到，确认为死亡，其余两人的尸体依然在打捞中，目前对外依然宣称失踪，而在找到这两个失踪人员的尸体前，不会对沉没的游艇艇身进行打捞。恩，不许联想。

 

赶到现场后，紧急情况部的发言人召集所有的记者开会，在发布消息前会询问一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声音都可以吗？”在得到众多记者的答复后才开始发布消息。事故的原因基本确定为是出事的游艇违反相关的安全规定，超载运营。这艘失事的游艇核定载客人数仅为12人，而事发当时共有16人在艇上，同时俄紧急情况部认为该艘游艇当时也存在超速行驶问题，以至于在发现对面的驳船后无法进行及时的转向，酿成惨剧。而该艘游艇今年已经多次违反相关的安全规定，仅有关部门记录在案的违规记录就有三次。

 

在此之后，两名失踪人员的尸体被陆续发现，而每一次，发言人都会再次把记者召集过来：“我们刚刚又找到了一位遇难者的尸体……”

 

 

 

现场聚拢了数十位记者，大大小小的摄像机把并不宽敞的河岸挤得满满当当。在所有遇难者遗体都被找到后，对沉船的打捞工作也正是开始。这个时候我和同事想找地方做个出镜，于是来到一片没有人的空地，背景正好是准备打捞沉船的大吊船。刚把机器架好，走过来一个年轻的军人：“对不起，这里不允许拍摄。”态度很和气，语气甚至有些温柔。我说我们两分钟就完事儿。“对不起，所有的记者都不能进入这里，请到那边去拍摄吧。”同时手指了远处一大帮记者的聚集地。很不甘心，但是拿起机器走的时候你心里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对方尊重你的工作，你也应该给予对方相应的理解。

 

艇身打捞的工作很慢，但是一切都按部就班，无论指挥人员还是具体操作的工人、潜水员，所有人都在按照节奏处理着手头的工作，没有人慌张地跑来跑去，没有人焦急地大喊大叫，所有人的表情都很凝重，但是没有人愁眉苦脸。现场的工作人员忙到下午的时候，有人送来面包喝热水，忙完的潜水员就坐在岸边安静地看着河面上吊船的工作。

 

 

到下午四点左右，艇身被打捞出来，而同时在现场我们也获得了所有需要的信息：事故发生的时间、原因、死亡人数、获救人数、艇身的状况、受伤人员的状态、官方的处理。整个事件不再有任何不明确的地方，事件发生时是意外，但是意外发生后，及时、公开、透明地处理，所有记者都在耐心地等待，并且都获得了应有的答复，于是在打捞工作结束后，我们结束工作，收工回家，除了有些疲惫，没有任何的困惑。

 

同样，不许联想。

 

我觉得我最近不太顺，这可以从很多细节看出来，买家具的时候来回折腾了半个多月宜家才把东西给我送齐，而其中还要工作，而每一次往返宜家的距离超过一百公里；马上国庆，在采访即将进行的前一天晚上采访对象突然推掉采访，而另一方面无论是美联社还是EBU都无法及时找到专家，现在还在痛苦的挣扎，很快天朝生日，如果任务完成不了，脖子上的刀子就该剁下来了；当然还有一些不值得谈起的细节，比如洗澡的时候差点摔死好在只是弄断了浴帘杆，比如搬进新家两周了煤气还是无法使用，比如无线网络还没有我的Ipad速度快等等。我媳妇告诉我说，你不能老说自己不顺，这事儿不能说。我觉得也是，所以后来我说得最多的就是：爱谁谁吧，有本事把我弄回北京去，老子一没消极怠工，二没贪污腐败，无权无职更谈不上以权谋私，工作是什么，工作是你尽义务，人家付你薪水，如此而已。

除非你有所谓的理想，而你的这个理想还必须通过你现在的工作来实现。至少我的理想不是。

今天看了一个王朔的访谈，王朔说他小的时候被父亲打，打得很厉害，所以他就告诉自己说自己将来有了孩子以后绝对不能再对孩子这样。后来王朔把女儿送去了美国，在中考前，说因为你考上了中考证明你是个傻子，你考不上对你自信心不好。我同意。我记得许多年前，我就曾经在QQ签名上写下：我绝对不会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其实和王朔所要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当时我妈就问我：在你身上发生什么了？他们是绝对体会不到的。但是我想王朔也是一样，这种不理解是一定的，但是能改变的，应该只是你心中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不是你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不相信王朔不是一个孝子，但我相信王朔小时候一定是从父母那里受到了严重的刺激，所以才会说出那样的话，并毅然决然把女儿送出了国。

将来我的孩子，我对他（她）应该没有什么期望，只要活得完整、随心、快乐就好，我不希望孩子们总要考虑父母的想法，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会尽心尽力养育他（她），而至于将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那是他们的选择，我没有必要难过，我也不想过问。但是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去学俄语，但是我会让我的孩子尽一切努力离开中国。但是这不表明我不爱国。实际上，尽管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我依然热爱我的国家。

但是我觉得爱国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两回事。想起多年前老罗说的，我爱我的国家，是因为我选择热爱我的国家，而不是因为我生在这个国家。的确，我热爱我的国家是我的选择，是因为我的民族，但是并不是因为我生在中国，生我养我的不是中国，而是我的父母，我要报答和用心去爱的，是我的父母和家人，不是中国。回想中考，回想高考，我得到了不过是无数个睡眠不足的夜晚和痛苦中默默忍受的病态的快乐，而这一切却又被年长的人们称之为是收获和成长。于是你看出这个世界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你在经历着本可以不用经历的痛苦，可别人却把这些当成你作为唐僧在取经途中所必然经历的苦难。于是我就不想我的孩子再承受这些，我希望他们能够在一个真正公平，公开，如果做不到，那么至少是相对自由，开明的社会里生活，但是我所说的这个社会，肯定不是现在的中国。

我希望我的孩子依然能够喜欢摇滚乐，当然只是希望，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些声音，他（她）会和别孩子不一样，会比别的孩子有更多的思考，学到更多的东西。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简单又生动的例子。我在小学开始接触摇滚乐，在高中开始无法自拔，而现在，我在奔向二十五岁的路上，依然在北欧洲的一个城市中，一个人在深夜听着Nirvana，我还记着发现自己和Kurt Cobain是同一天生日时候的兴奋，但是到了现在，这种兴奋变为了某种更为直接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或者看着我成长的人是怎么想的，他们送我去学古典乐器，花钱，花时间和精力，当然是为了我多一些个人的爱好，当然同时也为了高考的加分和所谓的特长生，这都是现实的东西，但是所有那些的震撼，都不如几张唱片所带给我的冲击。所以在高中的最后两年，我用所有的积蓄买回了上千张的唱片并把他们视为自己的良药，慰藉着它们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日子。知道今天，我依然认为这些伟大的回响赋予我了比学校的教育更多的东西。它们让你真正的思考，而不是敷衍于社会或者规则，这或许幼稚，但是将近十年后，我的想法这样，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我是一个笨到可以麻木得可以的傻子，直到现在也无法理解父母以及我党我天朝的关怀，一是我们一直都无法看到事件的真相，尽管我们一直都感到痛苦与挣扎，却依然一味认为自己耳朵里所听到的东西才是应该做的，才是正确的。

活到现在，我有了太多活生生的例子，我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听着别人的教导，说你看，如果你不这样，你不听我们的话，就会怎样怎样。现在我明白了，人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就是永远选择自己愿意看的，能够证明自己观点的语句去说明，而不去理解客观事实的意思。这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人们会仅仅为了说明和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去改变别人的生活。

当然，人和人在某一个际遇的人生观也可能是不同的。我现在所希望的是：父母更够健康，开心地生活，尽管没有我在身边；自己能够尽快和心爱的人走在一起，忘掉所有其他的一切，踏实，专一地生活；做好工作，问心无愧，爱自己所爱，坚持自己所坚持的东西，不妥协，不回避；在生活与工作面前，永远把生活和家人排在工作的前面。

我知道这不容易，但是就像我无数次跟我媳妇所说的：干什么容易啊。后来她也学会了，她说：干嘛容易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没必要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聪明的人自然会明白地活着，尽管痛苦和挣扎也无法避免，愚昧的人也有自己的活法，不用聪明的人多操心。

这篇博客的名字就是Nirvana《母体中》的第二首歌的名字。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我只是希望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大家都更真诚一些，忠诚一些，彼此更信任一些。对我来说，我的专业和工作决定了我流浪般的生活，就像我现在无法在父母身边，无法想其他人一样陪女朋友看电影，而一周后我则要在另外一个国家，下一周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我只是觉得责任与义务，和自己的选择与追求，是应该分清楚的，大家都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和梦想。

就像王朔所说的，什么所谓的成功，不就是多挣点钱吗？的确，除了多挣点钱，还有什么能够成为你们眼里的成功呢？话可以说得很好听，但其实没有。成就，什么是成就，到最后到了天朝的严重还不是那些权势与金钱。你说我活得很清贫，一千块人民币一个人，但是我很有成就，因为我促进了某某某，发明了某某某，亲爱的父母乡亲们，你们信吗？这么一想，那些所谓的成功和理想，都随它去吧。

我只想安静地生活，问心无愧就好。我追逐的东西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遇过非要量化的话，请拿幸福作为成就的基准。

博客有的时候就是日记，它不一定是一个什么像样的文章，所以就不一定有标题，但是每次发表的时候都要写这么一个东西，就显得很烦。记得小时候写周记、作文的时候也都必须得有一个题目，而每一次我都是最后写标题，总是正文很快就写完了，然后盯着作文稿纸上第一行的空白发呆。又一次我真的就没有写题目交了上去，老师扣掉了我一半的分数，令我十分不解。后来我父母似乎也教育过我，说题目这个东西很重要，你没有题目就没有主题，你怎么会知道自己该写什么，中心是什么，该怎么写。可是直到现在，懒懒散散也写了几十万上百万字的东西，这个恶习依然没有改过来。每次一写博客，就盯着“标题”两个字发呆，所以你看我的题目，一般都很简单，因为实在就是想赶快填上一个发了得了。

这么一看，还是单位的那种什么工作总结，请示报告，述职报告之类的简单，直接“工作总结”就可以了，大不了就变成“某某某某年工作总结”，“关于啥啥啥的请示（报告）”，多简单。

我觉得小说的标题也是个很令人纠结的东西。一个故事，它就是一个故事，你却一定要给它起个名字，在我看来有的时候这是很别扭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还不能写“无题”，作为小说这给人太多的联想了。但是看着题目“大灰狼和小红帽”，谁会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这不过是方便大家记忆而已，只是一个符号。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都是先把脑子里那个构思好的故事完完整整地讲述出来，因为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然后再苦思冥想一个题目，换做是我，一定是这样。故事就像流水一样是连续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题目是单独的。

就像这篇东西一样，就叫“日记”就好了，如果我非要起一个什么“关于文章标题重要性以及是否应该首先确定标题”或者什么什么之流的名字，会不会很二？

 

Clash of the Titans:这个片子实在没必要3D了，除了字幕，我都不记得那些大场景是特别为3D制作的，加上3D有点骗钱的意味。演技中规中矩，情节一塌糊涂，走啊走啊走，来个怪物死点儿人干死怪物，到了最后大牛逼一出来倒是瞬间解决战斗。而且从头到尾关键问题都是女人。老美做这种东西是不是相当于咱们拍那些功夫片和香港人拍黑社会啊。

Secret Window：不错。Johnny Depp的独角戏，其实很喜欢那种一个人一间屋子许多书，一台电脑就可以写东西的状态，累了直接床上沙发上一躺。情节很简单俗套却令人惊喜地拍得十分有张力，并且种满了紧张感，可是幽默诙谐的小细节又随处可见，并且片中还有几个非常漂亮的大长镜，拍得十分优雅。美国片中很少有犯罪分子最终能逍遥法外的例子，但是Johnny Depp显然可以。

手续办到最后把护照给办没了，继续该上班上班，该买东西买东西，该读书读书，该看电影看电影，能收拾啥就收拾啥，爱啥时候走啥时候走吧，爱谁谁。

      

      Tram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悲哀的,直率的,和简单的表达都是组成流行音乐的重要部份, 像许多最近的艺术家 ， 像Low, Red House Painters, Mazzy Star, 和 Smog – 他们强烈的感情近乎固执。而英国的TRAM则是另外的一个如此的团体：一个抑郁的，独立的DRONE-ROCK乐团。他们精神上的忧郁沿袭自60年代的艺术家，像Nick Cave， Scott Walker和Leanord Cohen,还有蓝调音乐的传统。他们的音乐是黑暗的和易碎的, 时常包含令人心碎的悲恸，让人沉醉。 但是TRAM总是对音乐保持着一个悲伤的标准和限度, 使音乐避免所谓的 "sadcore" 的通常说话。他们的音乐是精巧美丽的,它苍翠繁茂, 有敏感的管弦乐编曲, 试验性质的普通吉他，更有让人满心悲伤的大提琴和小提琴演奏。一切都显得情感丰富，自然得体。他们有安静却深切的《 Heavy Black Frame 》 (1999) 和《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2001）, 而2002年最新的《A Kind Of Closure 》（一种终止）,更用他们美好的音乐,暖暖的向我们表达着他们对生活的热忱。
　　
　　Tram主要的成员其实只有一人，Paul Anderson, 他是乐队的主唱和吉他手 也负责BASS，键盘和打击乐 ；而鼓手 Nick Avery只是参与了一定的专辑制作。目前他们签约于独立厂牌“Jetset”旗下(Mogwai的首张专辑《Young Team》就是在它旗下发行的，现在旗下著名乐队和乐人还有：Black Box Recorder，Luna，16 Hoursepower，Arab Strap，The Jesus Lizard等)。他们过去一直在一个叫做BIN HOKER的乐队（据说这是一只朋克乐队） ，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离开了它。
　　他们的第一张专辑《Heavy Black Frame》发行于发行与1999年九月。尽管专辑的开篇曲《Nothing Left To Say》中的歌词中有“我们无法使你感动”的词句，但是这张专辑还是无法掩饰他惊人的情感表达，那种感觉直至人心。有人说他们的感觉像是Belle & Sebastian，更有人说主唱Paul Anderson的声音简直就是Radiohead的Thom Yorke的柔情版。他们就像是被从80年代开始的新浪漫主义浪潮中被放逐出去，收到了深深的刺激却并没有堕落为打油诗人，思维迟钝而简单，但是并不作任何随意轻浮的表达。Paul Anderson经常头痛，这种来自大脑的痛楚贯穿了Tram所有的歌曲，使歌曲中充满了疑问，困惑，和不确定，充满了对社会，对人生的质疑。在音乐上他们不仅仅局限在那种轻轻柔柔的抒情上，凭借着药品的支持，他们在《Expectations》中加入了令人昏昏欲睡的爵士乐，在《Like Clockwork》中用硬朗的乐器演奏展现了一种热烈的民谣风范，当然还有《When It's All Over》中自由随意的哼唱。他们仿佛将一切都置于半空中，而你的步伐也正是朝着音乐所引领的方向。像是一场大型的庆典轰轰烈烈的开始却又突然停止，带给你无尽的遐想和回味。这是一张毫无掩饰内心情感的专辑，在他们平静的辛辣和刻薄中，他们为世人展现了无尽的华美。这张专辑是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同时又是令人心碎的，让人无法忘却的。
　　
　　第二张专辑《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发行与2001年的2月，也就是据第一张专辑发行仅仅几个月以后。《Heavy Black Frame 》的感觉太过于亲密了，以至于让人们担心它会是一颗转眼即逝的流星。那样的吉他演奏，把人们带入一个毫无表情的梦境中。 而从很多方面来看，《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所带来的远比第一张专辑更加让人沉迷，就象一片绚烂的绿洲。Paul Anderson柔美的声音再一次在英国的浪漫主义浪潮中显得独树一帜，他时常曲折而行的吉他线听起来就像是在看着雨水慢慢的沿着窗户流下。Nick Avery则一直用迷幻般的轻击使镲片发出像水花一样的声音――在你感觉就要听到它们的时候悄然的消失掉。时而穿插的美妙和声仍然充满那种迷茫和不确定，听上去满是失落。 这并不是完全的空间摇滚, 更不是软摇滚；也不是慢板民谣,甚至根本谈不上是民谣。它是那些音乐的一个综合，就像其中急具空间感和画面感的令人沉睡的采样所表现的那般。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Lo-Fi音乐――决不将自己的那份荒芜无限的扩大，始终保持着一个定性的色彩基调和范围。《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对于Tram来说是一张重要的唱片, 充满了年轻的敏感和活泼的跨度。在这张专辑后他们也开始了自己的巡演巡演，从演出中他们也得到了很多有用的经验并且始终保持着全身心的投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成熟的标志，他们的音乐变得更加充实，像一棵树，开始长出茂密的枝叶。Anderson和Avery仍然是乐队的基本成员，但是在新专辑中，他们还是得到了很多音乐家的支持和帮助，为他们在专辑中加入了崭新的音色与和弦，特别是一部分弦乐的加入。像在《Giving Up"》这首歌中大提琴奏出的悲泣的声音，那样的低沉与失望，不大的音量，却将那一份忧郁表现得淋漓尽致。穿插了小提琴演奏的《Yes but for How Long》是一首摇摆不定的民谣歌曲，心情忐忑不定。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翻唱Tim Buckley的《Once I Was》，这首歌录制于Cocteau Twins' studio ，制作人是John Parish 并且首先发行于一张向Buckley致敬的专辑《Sing a Song for You: A Tribute to Tim Buckley》 中。这是一首献给全世界爱乐人的歌，带给所有人最美好的回忆和最真挚的感动，露骨的钢琴，鼓点，美妙的口琴，自然的吞吐和绝妙的吉他，带来了最完美的听觉和触觉感受。之后专辑中的歌曲都是在两人的家中用16轨机自行录制的。Nick说：“我的鼓是在位于伦敦南部的家中录制的，而Paul的Vocal则是在伦敦北部家中，之后我们用一台计算机将它们混在了一起”，这种Lo-Fi精神也展现了他们声音和才能的另一个侧面。Tram对于录音技术和最新的软件或者器材都没有过于丰富的经验。录制专辑的过程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尝试去了解如何使用器材，这也是这张专辑的标题（《时常提问》）的由来。也正是这种精神使我们听到了专辑中那些灵巧可爱的电子运用，如《He Walks Alone》中无处不在的合成器的运用，还有《Folk》前奏中漂亮的原声引用，嘈杂无序，直到一段出乎意料的极具爆炸性的萨克斯独奏出现……一切都是如此的巧妙，使得《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成了一张出奇精致的专辑，更是在《Heavy Black Frame》的基础上一次明显的进步。这张专辑所表现出的他们对于旋律的渴望和追求，就像是这个星球上最美的田地那样让人心旷神怡。
　　
　　Tram的第三张专辑，与乐队的前两张专辑一样，有是一张失意悲情之作。聆听着一张专辑，出现在脑中的词语有沮丧，绝望，萧瑟荒芜，还有Radiohead。大致浏览一下专辑的歌名就可以大致想象到这张专辑的听觉感受了：《You Let Me Down》，《The Hope Has Been Taken Away》，《Forlorn Labou》……从专辑的封面到歌词本你都可以体会到，这绝对是一张可以勾起孤独感和被抛弃的感觉，并产生强烈共鸣的专辑。歌词是不曾停止的悲伤，节奏是缓慢的，音乐充满了荒芜的景象，真声与假声的穿插时而平缓，时而让人窒息……这张专辑较前两专辑并没有什么风格上的变化，尽管两人仍然在低迷的爆裂中寻找着旋律的平衡，并且较前作提高了分贝，乡村乐器的使用和《Forgive Me Dear》中坚实的踏板运用仍然是专辑中充满了闪光之处，但这对于一支乐队来说不意味着提高。当然，如果你在为一个无聊萧瑟的下午寻找一张CD，那你绝对不可以放弃这张充溢着阳光的作品，特别是你在听过了他们的前两张专辑之后。“就象是一个伙伴，一种奇妙的关系，你不可能靠他生活，但你的生活中绝不可没有他，他带来疼痛，也带来欢乐，这就是我们制作这张专辑时的感觉……” Paul Anderson如此评价他对这张专辑的感受。
　　
　　在现今独立乐坛逐渐复杂的大环境中，Tram仍然是那样特立独行，陷在自己的世界中困扰不堪。“每个人都在变的积极向上，呵呵……”Paul笑着说，“我们也很喜欢这使我们显得很怪异的事实，尽管我们比当初是变的吵了一些。”
　　
　　Nick也曾说过：“我希望我们是站在喧嚣的寂静面上。”
　　
　　无论对Tram，还是对我们这些听众，这都是一个不错的暗示。这也许是一种终止（如同专辑名《a kind of closure》），一种停泄，但也许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其实这个年龄在还没有知觉的的时刻就来到了。从小到大，生日几乎就没有作为一个可以庆祝的节日，由于我的生日基本都是在春节假期期间，所以上学的时候，所有的同学和朋友都在放寒假在家陪父母，要不就是回老家了。有的时候开学早点，学校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我的生日，我记得初中有一次我甚至只和一个一起玩电脑的男生一起在学校边上花十几块钱炒了个菜，生日就那么过了。中午吃完，下午回去继续上课。

但是在二十四岁生日来临之时，我又开始无法抑制的反复听Suede，听《Sci-Fi Lullabies》。记得Suede来北京开演唱会的时候，这个乐队已经面目全非了，但是在朝阳体育场内自发点起的焰火，演出后虚脱在场地内的女孩和演出最后结束时反复闪烁的“山羊皮-Suede-北京”几个字让我哽咽得说不出话。再后来的朝阳公园，见到Brett，沉重的伦敦腔，因为下了飞机之后连水都没喝上一口，只吃了一个苹果的疲惫，防备的墨镜，只在和你聊得兴起的时候摘下，当有陌生人靠近，又迅速警觉地戴上。那次在朝阳公园，是我哭到虚脱，那年我已经二十岁。

《Sci-Fi Lullabies》这个名字在《Dog,Man,Star》里就已经提到过，多好听的名字，这么多B面歌曲，听下来却感觉每一首都比专辑内的单曲好听，所以说《Sci-Fi Lullabies》要远远好过之后的《Singles》，我相信每一个深爱Suede的歌迷都会点头。

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无数的人，拥挤而嘈杂，人们相遇，相互交谈，然后离开。无数的人涌向这里，无数的人又默默无声地离开。觉得在自己孤独，无助，伤心，忧郁的时候，拿出这张唱片，随机播放一首，都是能让你瞬间融入，看到那些车流，陌生而熟悉的面孔，那些言语与热爱的音乐。Suede那时候把歌写得多好，他们说你听，这个城市在叹息，他们说你们都隐藏在面具之下，他们说出租车就在外面等着，该走了，我们笑笑的爱情就这么结束了，总会还有那么一个人，像我一样操蛋地继续如此生活，他们说关上灯吧，他们说当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因为我不得不离开了宝贝，你向我许诺的生活又在哪里，难道就让我这么等下去？我看上去就像一个活死人一样，无法躲藏。

每一次Brett唱“Cause I have to go”的时候，内心都忍住不要颤抖。24岁，马上我也要离开这个城市，离开我心爱的人，我就在自己的生活里，我就活在自己的Sci-Fi Lullabies里，我的生活就是一曲Sci-Fi Lullabies。24岁的凌晨，我把所有的歌曲从头到尾听了一遍，用我内心的爱与梦想，那种让你瞬间就可以丧失所有感觉的东西，直接流到你年轻的血液里，刺到你的骨头里，却依然如北京的雪一样。在我都以为我身边已经没有爱情的时候，爱情来了。星星就是这么升起，在我的心里。

我说，谢谢你和我在一起。多年前听Suede，感觉自己是一个完全孤寂而被遗忘的灵魂，没有人能够懂，年轻的血也就那么流干了，随着他们的解散。但是我是会回来的，带着内心的感激与对于未来生活的期望。但是这个生日的夜晚，的确是格外的失落与复杂，我感觉自己似乎又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像自己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就像自己在北京的街头，却不可能大声地呼喊出自己的名字时。是否曾如此过？还是比现在还要遭？《Have You Ever Been This Low》中有这么一句：今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那么多的人来了又走，留下却又黯然消失，大家都在看着表演，我问你，你是否这么低落过-而我，就是那个人，是我，在唱着这首歌。

今天回家路上，女朋友问我听什么，我说我只想听山羊皮，她可能有点生气。我多想让她明白，我的生活就是《Sci-Fi Lullabies》，我们的生活就是一曲曲的《Sci-Fi Lullabies》，你看看这些北京的夜晚，那些我们所失去的东西，那些我们不顾一切奋力离开的东西，那些我们现在宁愿自己疲惫、操劳甚至痛苦也要咬牙坚持的东西。我们的爱情很小，却也是全部。我想象着我不在的日子，在夜晚你要一个人孤独地等车回家，走那条长长的路，我想着，冬天的北京尽管比我那里要暖和许多，却也可能让你的手无处躲藏，我想象着北京明媚的午后，街道上响起那些熟悉的声响时，站在你身边的，不是我，想象着你只能沿着那些街道走着，而我不在，在超市里，在地铁中，在那些没有我的地方。我无法不去想这些奔波与苦恼，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爱很小，它太小了，小得让你我都听不到。

这些都是悲伤的歌，我们都是残缺的歌。所有之前的那一切，无论如何充满尊严，都结束了，因为之前的那些是落叶，而不是根。我现在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多年后我像今天一样听起《Sci-Fi Lullabies》，他们真的变成了内心悲伤得能够将空气冻成冰的声音，我希望他们只是我24岁的回忆，和那些睡不醒的梦。

我之前只听过两张低苦艾的唱片，《低苦艾》和《我们不由自主地亲吻对方》，同名专辑还带着很强的根源性，但是他们还没有对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东西充满自信，而《我们不由自主地亲吻对方》中，尽管也有《大圣》这样略显另类的歌曲，但整张专辑依然令人迷醉。
　　
所以拿到刘堃这张个人专辑的宣传盘时候，我满心欢喜，以为是又一张《二月的素描与光》加上《我们不由自主地亲吻对方》那样的专辑。但是从一开始，似乎就已经注定了这张唱片的鬼气与不同。
　　
是的，鬼气，如果让我来形容这张唱片，这可能是最贴切的两个字。大部分歌曲中都有着一些不断反复地看似木讷地片段，笛子也好，吉他也好，还有许多我叫不上来名字来的奇怪声响，就像《三国》，尽管这首歌的歌词已经开始出现些许世俗与平庸，甚至有些牵强。
　　
但如果说这是一张小河参与的专辑，那么很多事情就说得通了，那些实验的、个人的、单调却偏执的成份，对小河来说，那是骨子里的东西，只是我一直以为刘堃并不是如此一个人，这是惊喜。
　　
那是这是摸索就好，至少从我个人来讲，我不希望刘堃变成小河那样的鬼才，总是一个人独舞，低苦艾迈出了很好的一步，应该继续走下去。而至于刘堃个人来讲，那些对于声响的拼接与组合，音色的玩弄依然不是他骨子里的东西。小河是让人从香港往回带效果器玩的，而刘堃似乎更应该用自己手中的吉他去思考，而不是说出一个“吃”，然后就在苹果电脑里像个孩子一样玩弄那些软件与录音室技术。 对于常识来说，足够到位，但是从聆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不够好。
　　
没有好或者不好或许，只是我觉得弹琴、唱歌、似乎更加真诚，对于这么一个西北汉子来说。你看，《不要叫醒他》也很简单，也有后期，听起来却比《没有》要美很多，你不觉得吗？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有的时候我总是在想，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什么样的人生才值得纪念，才值得别人去怀念，去反复品味，去琢磨，体会，后来我明白，一切都是扯淡，人都是自我的，自己就是一部丰碑，你活下来了，你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英雄。
　　
　　当James第一次甩掉耳机，忽视队友的呼叫，对自己说：Fuck Me！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家人，没有想到其他的任何，他只是在做事，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当队友告诉他最好带上耳机的时候，他倔强地竖起了中指。妈的那才是男人。真正的男人管你他妈的生和死，管你他妈的活着回去或是什么。我要真相，我要我为之奋斗的东西，哪怕是轰隆一声巨响，又怎样，我又不会忘记，我总是把那小小的芯片或者电路板收藏起来，在某个喝多的时候，仔细体会。
　　
　　你们说我疯子，甚至想杀死我，我也不在乎。你们抽我，我也认了，我只是点燃一支烟。事后，我们可以在一起喝的傻傻呼呼，然后在一起拿着刀子拼命，但我们是兄弟，我们玩得是那一瞬间的心跳。我不为了为什么，不为了究竟拯救了什么，维护了什么，这只是一种坚持，一种维护。 或者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是默默地坚持，就像我说的，这不是什么任务，这就是一场战争而已。
　　
　　当我回到你的身旁，当我站在超市里，当你让我去买一些麦片，我怕自己会迷失，我望着那几十种麦片的牌子，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但是去他妈的，我他妈随便拿点什么，又他妈有设麽区别。太阳明天一样还会升起，伤心的人不会好过，开心的人不会悲伤。
　　
　　当我和妻子说起那些过去的种种，没有人在意，大家都以为我疯了，都以为我在胡说八道，OK，你在说那些无伤痛痒的话，没有人在乎，你活着回来，你坚持你的所爱，你就是伟大。
　　
　　你爱什么？你爱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你的信仰？当你的心理辅导员在战场站被炸得粉碎，你还在期待什么？一杯温暖的热咖啡？当你的队友在你冲前战场时想要把你炸死你想什么？你只不过是想拿回你的手套。
　　
　　你追寻什么？你再某个夜晚自己拿着枪，走向某个陌生的地方，追寻你内心的期望，没有人在乎，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记得。但你做了，你就是上帝，你就是神。哪怕寂寞，哪怕在孤独中独自睡去。
　　
　　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一场战争。像那些昨天还在向你兜售DVD的孩子，明天就变成残酷地人体炸弹，没有人理解你问什么如此执着。你的队友不明白，上级不明白，但你还是执着地穿上服装，不用机器人，走向那一个个生命的结点，然后在心跳地剧烈中结束一个个纠结的纠缠。
　　
　　生活的出路在哪里？或许只是一个纠结的结束和下一个365天的开始，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我们往前走，有人离开，有人倒下，留下的，都是真爷们，离开的，也都不一定不是男人。
　　
　　当你18岁，每天都是一场战争。哪怕你的子弹被血液卡了壳，哪怕你被沙漠中刺眼的夕阳搞得昏昏欲睡。你可以躺在自己的床上，大声地听摇滚乐，然后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却在别人面前说你自己喜欢阳光。当游戏玩得过火的时候也知道该怎么停下。James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也是。

      我依然在这里，坚持着或许不该坚持的东西，等待着一切地结束。或许结束与否已经不再重要。只是我在往前走，而你，却不知道还在不在这里。

有时候我觉得身边有很多问题，都是可以轻易看得到的，发生在每一个人眼前，我觉得许多事情都不对劲，人和人之间的感觉不对，上面和下面的感觉也不对，有的时候家里的感觉也不对。但是又不知道如何修正。

单位门口每天都有上访的人，早已经习以为常，必要的时候还得注意提防。看着那些人，我就想，究竟是生活把他们逼到了什么份上，他们愿意如此，只为换回一个公道，他们的心中所敬畏的，依然是高大的东西，红色的东西。但是又怎么才能让他们明白，来到这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一次听到一个女人大喊着：“三级公安都来追杀我！你们管不管啊！”听完只好替她叹息，先不说什么叫三级公安（省级+市级+区级？），就说我们人民警察业务再不熟练，下如此大功夫“追杀”你你还能站在这里大声嚷嚷？这又多少有些可笑，却更是可怜，如此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说实情。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这么大的世界，这么多的事情，林林总总，彼此之间必有误会，我也坚信，天地之间必有冤情，但是抱着两个肩膀夹一个脑袋的意念，似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有时候接到电话说：我想请你帮个忙。我问您是哪里？对方说不重要，我只想让你帮我个忙。我说我都不知道您是谁，我怎么帮您？这样，您先说什么事情吧。对方问你是什么部门？我说您都不知道我是什么部门怎么就知道我能够帮您？对方犹豫，不说话。我说您都不跟我说是什么事情我更帮不了您了。电话这就挂断了。

所以我就想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我们所做的工作，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但是，操，这根本不是我应该考虑的问题，对吧。每晚你走上长安街看看那些过往的车辆，去西单看看那些在采购的花枝招展的人们。每个人都在过着自己的生活，灿烂缤纷。可是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还是有问题。

问题只是问题在哪里，是不是问题，怎么解决。听说北京的社会平均工资已经达到了将近4000块钱，不知真假，北京超过1000万人每个月平均都能拿到4000块人民币，我们的生活就不应该这样。

其实，你我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对吧。

温总理在剑桥演讲接近尾声的时候遭到了英国一名27岁男子的干扰，此男子还将一只运动鞋扔到了台上，随后这名男子被保安带离现场。事后从国外媒体的信息来看，这名男子当时高喊的内容是：“这是耻辱”和“大学怎能拜倒在这独裁者脚下”这两句。而温总理的回答大家就比较清楚了：“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是历史的潮流，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两个人的话语，谁更有涵养，谁更有一个做人的尊严，都无需评述，必定天地之间一杆称。在这里想说的主要是关于电视转播的一些个人看法。

那天晚上的直播我没有看，但是办公室的同事去负责了九套的播出，她第二天早上回来对我说昨晚她也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只是在总理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感觉现场突然出现了一些嘈杂的声音，台里就先把声音给拉了下来，这时候总理的演讲已经被打断，导播就把画面切回了背板。等总理再次发话说上面提到的话语是，台里将画面和声音都给了回去。

这是同事第二天一早和我叙述的，但是那一版的直播我再没有见到。我看到的是第二天晚上的《新闻联播》在播放这段画面的时候，镜头始终是对准总理的，可以看出总理的讲话被打断，这个时侯主持人加了一些画外音，而在那个英国男子扔鞋的部分，声音又给了回去，可以非常清楚地听到鞋子被扔到讲台木地板上面时候的声音，这个时侯男子被带走，给了一个大约两秒钟的画面，然后声音和镜头又重新给到了总理身上，总理说出了那段话。之后，《联播》将剑桥大学校长的声明英文部分放了出来，在下面加上红线，其中最后结尾可以清楚的看到"Shoe-Throwing"，当时翻译成“掷鞋”。所以说，后来央视在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中没有隐藏任何细节，更没有刻意地隐藏扔鞋子这部分内容。而关于直播，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地方。

许多网上的评论说央视在直播的时候切走了画面，让观众看得不明不白，显得没有自信。对此我想说的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在国外演讲，对于现场的突发事件当然是要做出准备的。当时这名男子突然行动，没有人知道现场究竟还会发生什么，还有多少这样的人，还会发生多少更极端的事情，我们假设，如果我们满头白发的总理也像美国前总统布什一样狼狈地躲避一支支鞋子的攻击，我们作为媒体工作者，是站在那里幸灾乐祸，毫无作为地目睹这一切发生，还是按照自己的行为规程，做出一些适当的举动，维护我们国家的整体形象，维护一个老人的尊严？

当然有人说了，总理本人当时应对的合理、适度、充满了风度。是，当时不要忘了，在央视的转播中并没有删掉这一段。央视在面对不明突发事件的时候做出了果断的处理，并在适当时候切回了画面。当时是直播，所以对整个干扰的内容的确有所删减，但是当时不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很可能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保障直播顺利的进行下去。而再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之后，第二天，在国家最重要的新闻节目《新闻联播》完整地播出了相关画面并作出了适当的评论，同时结合外交部等相关部门的声明，做出了系统的报道。我看不出这其中有任何的不妥与不当。

对于那些对央视在本场直播中提出质疑的朋友，关于他们“媒体如此的小心，似乎还没有相应的自信，是担心自己，还是担心观众？”的疑问，我想回答的是：中央电视台在这件事情上，有任何理由涉及到不自信的内容么？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她的小心难道是自保不成？中央电视台的担心是担心总理，同时也是担心观众。还是前面说的，假如那只无理的鞋子击中了总理，而央视又恰恰转播出了这段画面，那么作为一个电视台就获得了应有的自信？如果中国的人民，万一看到了有关我们国家总理不利的消息，他们不会担心？那会是怎么一群人，完全不顾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与身份？对外，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就是国家形象，这是个很难理解的道理么？ 

许多人说美国总统被扔鞋的时候媒体没有回避，但是从一个最基本的地方来看，当时那名阿富汗记者的位置是在摄像机与布什之间的直线上，所以整个袭击画面很自然地被记录了下来。而总理在剑桥时候干扰的那名男子是在会场的后排，而当时负责转播的主摄像机是对准台上总理的，现场的机位没有一个能够完整地拍摄到一只鞋子从后排飞到台上的画面，你们可以去参看国外的任何一家媒体，至少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部分的完整画面。而那名男子被带走的画面央视是有转播的，机位在主席台左前方（这个位置也不能广角覆盖整个会场）。

我想在最后再重申一下我的观点，温家宝在剑桥的演讲是一次重要的直播，现场的安保也的确出现了问题，央视的转播是应对这类突然事件的一个标准手段，这同凤凰报道911时候的迅速不是一回事情，而且在现场直播时候出现的一些漏掉画面也在之后的新闻报道中播出了。因此我个人觉得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并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希望和大家交流。